清末乱象频生，乞丐抽洋烟，流民穿狐裘，禁卫军操练如演戏

清末民初时，虽然已经西学东渐，但是民智仍然未开，人们非常迷信，相信天象谶纬和风水地理，并以这种观念去理解朝代兴替。

由于明清两代都定都于北京，而北京东西两边有崇文门和宣武门这两道城门，人们觉得，明朝亡于崇祯，而且崇祯一朝换了五十余位首辅大臣，却没能找到一位辅国良相，最终是被文臣误了国。清朝亡于宣统，而清末大练新军，编列了二十四镇新式陆军却得不到一员干城之将，反而被袁世凯逼宫，其实是被武将所篡，所以当时的人们就认为，“崇文宣武”，一切早有定数。这其实是一种附会，把不相关的事说成相关，把没有某种意义的事说成有某种意义，被附会的事物会显得既神秘复杂，又似乎有迹可循，其实却完全偏离事实，而这是中国文化中的常见现象。

据当时的一些文人笔记记载，在甲午战争前，北京四处流传着不详的民谣畿语。兵部侍郎王文锦精通天文术数之学，他夜观天象后，密奏宫中，预言将有“西狩”之事。所谓“西狩”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，慈禧和光绪向西逃窜。

这件事的真伪，后人已无法知晓，但慈禧当时确实做出了反应，即花巨资大修西苑的仪銮殿，并迁入那里居住和办公。仪銮殿得名于隋唐时期，这个宫殿处于隋唐洛阳宫城的西边，清朝的仪銮殿也位于京城西部，所以慈禧驻跸仪銮殿，算是对谣谶的破解。然而这些举动并没有起什么作用，庚子变乱中，慈禧和光绪真的“西狩”了。慈禧的这种行为后来广受抨击，因为她在知道了天象显示的灾祸后，不通过努力修德政来消弭祸端，反而大兴土木，这种倒行逆施，与历史上的王朝末世景象别无二致，所以预示着清朝要亡。

除了统治者行为失德外，当时还发生了一系列灾害天象。1894年的6月15日夜，北京下了大雷雨，以由于风太大，树木被连根拔起，大清门、天安门、端午、太和门的城门也被大风刮倒，宫里许多合抱粗的大树被大风折断，这是北京从来未有过的风灾。

1889年12月的一天，太和门午时起火，大火烧得半边天都被映红了，浓烟像华盖一样悬在空中，火势到酉时才被扑灭。第二年，慈禧七十大寿，太和门还没能复修，只得用用纸和竹子扎了一个假牌楼来应付。

1910年2月某日，从北京到开封的千里地域中，连降一夜阴雨，第二天早上，树木外面都挂了一层冰，晶莹如玻璃，大风一吹，传出一片金戈铁马声。古人称这种现象为“木甲”，预示着兵戈之兆，民间又称“木架”，有句俗语：“木有架，达官怕”。

辛亥七月，北京又发生了“太白经天”的天象。按汉书五行志：太白晓出为启明，昼见为经天。太白经天，天下革，民更王。”这是要发生政权更替的征兆，这一年果真发生辛亥革命。

同年10月某日午刻，太阳两旁出现了白气两团，按五行志，这种天象称为“日生珥”，又称“白虹贯日”，是一种灾异之象。

在当时笃行信天命的人看来，这些现象已经揭示了清朝将遭遇甲午战败、庚子之乱，以致最终在辛亥覆亡。

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，慈禧带着光绪仓皇出逃，连乘舆都来不及准备，光绪穿着黑纱长衫，慈禧、隆裕都穿着白葛衣，装扮成普通百姓模样，乘着破骡车逃出北京城。

到怀来时，县令吴永固前来迎接，他们才获得饮食，并沐浴更衣。吴永固是曾纪泽的女婿，逃亡中的慈禧对他的接待很感激，当天就把他提拔为道员，跟着她一起西行。

贯市有个姓李的人，是开镖局的，家资富裕，慈禧经过时，也殷勤接驾，慈禧也授予他五品官职，并让他派子侄随驾。

慈禧出逃前，把珍妃扔进了井里，还推倒一堵墙把井口掩埋。第二年夏，慈禧回宫后下令把她捞了出来，崇陵建成后，珍妃被葬在光绪旁边。

随慈禧出逃的大臣中，有个经学家，身体极肥胖，有三百斤重，平时走路都要三四人架着，逃难途中，他无法坚持，死在了路上。

庚子之变中，一些皇亲国戚也遭灭顶之灾，其中最惨烈的是同治帝岳父崇绮一家。崇绮是清朝唯一的一位旗人状元，也是帝师，他与儿子葆初都才华出众，文学、书法俱精，是旗人中最为杰出的人物。联军进城后，他自缢而亡，其子葆初把全家人集中在一起，挖了个大坑，全部跳入坑中殉国。大学士徐桐和发现了甲骨文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也自杀以殉。

对于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入侵一事，当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从社会矛盾的角度去思考，而是从宫斗中找原因。他们认为，戊戌政变后，慈禧想废掉光绪，就立了个大阿哥。但是这位大阿哥和他的父亲端王都不学无术，并不被朝中大臣看好。有人就建议端王，为了巩固废立之局，应该有所作为，提高自己的威望。于是他就联合义和团，打起“扶清灭洋”的旗号，最后惹出大祸，民初学者夏仁虎就持这种观点。

不过当时的文人对慈禧统治集团的愚昧无知是有充分认识的，夏仁虎在《旧京锁记》中就谈到：“一曰好听戏，昔见宫中之戏台，神仙自上而下，鬼怪自下而上，锣鼓喧阗，百色妖露，谈圣母而心惊，闻悟空而色变，上下同一思想，以致演成大剧。一曰愚昧，当时某王宣言于朝曰：‘天下安有许多国度，鬼子之有力者祗京津一把于人耳。’其无识可笑如此。又北京人好为大言，自谓天朝，人皆夷狄。明明通商，谓之归化，明明赠馈，谓之贡献。自清以来，上以之自负，下以是贡谀，固应收后来之果耳。”一边迷信怪力乱神，一边又狂妄自大，义和团之祸的酿成就是这种逻辑的结果。

慈禧“西狩”，只顾逃命，可谓狼狈至极，她的随员也惶惶如丧家之犬，但形势稍有稳定，能够回銮北京时，又故态复萌，气焰嚣张起来。有个户部官员，从西安运送档案回北京，在正定上了火车，刚把行礼安顿好。慈禧身边一个姓马的太监也来了，他一上车就命令把其他人都赶下车，态度极为蛮横。这位官员不服，就与他理论，正在争执不下时，总管崔玉贵到了，他问了情由，见对方也是户部高官，总算勉强同意他继续乘车。慈禧一伙在那种逃难的状态下，对朝廷大臣尚且如此欺凌，太平时节对百姓的残暴不仁也可想而知了。

慈禧出逃后，北京在一段时间里处于无政府状态，抢劫之风大盛，一些流浪汉从富人家中抢到了大量财富，于是出现了许多滑稽现象。刚入秋时，就有人穿着抢来的狐裘满街乱跑，但八国联军后来开始分段驻守，建立起了洋人刺刀下的秩序。抢劫者很快花完了抢来的钱，又无法再抢，到冬天到来时，那些秋天穿狐裘的人却只能以报纸蔽体了。那些抢东西的人一开始兴高采烈，他们说：“今日无皇上，吾辈须搀和搀和。”等秩序恢复后，他们哀叹：“爷辈终是爷辈，孙子仍孙子耳。”

慈禧最喜欢被奉承，他任用的官员中有许多是趋承谄媚之辈，毫无学识可言，甚至连整话都说不出一句，即使在慈禧召对时，也往往不知所云，弄得慈禧自己也很难堪。慈禧回銮后，每日召见五品以上官员，有位大臣是个贵戚，召见时，慈禧因知道他的家世，所以对他勉慰有加，询问他的家室在动乱中是否安好，那人回答：“奴才是德国。”慈禧不明觉厉，再问他，结果还是这样回答，慈禧愠怒，就打发他回去了。原来当初洋兵分管地段，而德国所管辖的区域最混乱，那个大臣想诉说其家所受之苦却辞不达意，当时在朝中传为笑谈。

慈禧重新掌权后，爆发了大量诉讼，大多是教民复仇。闹义和团时，许多教民被残杀凌虐，庚子后，他们就控告那些拳民，当时有一个著名的王维勤案。王维勤是直隶某县的举人，依附义和团，横行乡里。他平时与一户李姓人家有嫌隙。义和团势头炙烈时，王维勤带着两个儿子和拳民杀了李家十余口，夺了他家的资产。李家的两个儿媳因长得漂亮，被王维勤劫入家中，才留得性命。后来她们逃了出来，跑到北京，慈禧回銮后，她们去步军衙门告状，步军统领那桐派兵抓了王氏父子，最后刑部判王维勤凌迟，他两个儿子斩首。

1902年春，刑部大狱中关的人最多，当时的一批所谓名将、名妓、名士都被关了进去，最有名的要数苏元春，沈鹏，赛金花三人。苏元春是当时的名将，在中法战争中，因战功升为提督，赏太子少保衔、紫禁城骑马、封二等轻车都尉及额尔德额巴图鲁称号。这一年遭到慈禧宠臣岑春煊的弹劾，以纵兵殃民、克扣兵饷、题诗造反等罪名锒铛入狱，后发配新疆。苏元春在职时，每年用大量金钱贿赂朝中权贵，他获罪后，那些人替他喊冤，1908年，他被平反，但死在回京途中。

沈鹏是一名维新志士，他被捕后，慈禧下密旨将他杖毙，行刑时，他不堪忍受，要求自缢，隶役们开始不敢，后来见他太过痛苦，就用他的鞋带把他勒死了。民国建立后，有一本书《轰天雷》就是专门讲述他的事迹。

赛金花，当时人人都知道，她被逮捕是因为虐待养女至死。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，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将赛金花招来为自己服务，因为她原来是驻德公使的侍妾，懂得西方语言和礼俗。她利用在瓦德西身边的机会，援救了许多难民，人们尊称她“赛二爷”。当时传言她随公使驻节德国时就与瓦德西有情愫，她自己却否认此事。入狱后，她花钱自赎，被解回原籍，以后又到上海重操旧业，以卖笑为生。

赛金花

清朝本来极度排斥和鄙视洋人，视其为犬羊，即使鸦片战争失败，割地赔款，被烧了圆明园，仍然不改这种傲慢，但庚子年的重创后，满清彻底跪下了，由轻洋仇洋一变而为学洋媚洋。中国人本来都吸烟袋，那时也开始以吸纸烟为时髦，当时的先生太太们出门时经常像洋人一样叼着一支香烟，就为显得摩登，连躺在垃圾堆里的乞丐也要捡一个烟头衔着，而权贵们则热衷于出洋考察。

那时的禁卫军也完全采用西洋装备，服装和器械极其精良，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，他们的队列招摇过市时，人们都羡慕地说：“此军每人可值百金，获一吾可致富！”但是装备这么好的军队，训练起来却像演戏，只图好看，不顾实战，人们讽刺说：“其操演亦用新法，然不脱梨园武行习气。”

慈禧临死前扶溥仪继位，但举行登基大典时他还太小，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抱着他升座。按朝会礼仪要抡响鞭，称为“净鞭”，溥仪被鞭子声吓得大哭，摄政王安慰说：“皇帝别哭，一会儿就完了。”结果一语成谶，满清真的很快就完了，人们也就更坚定地相信，清朝之王，是气数尽了，这是天命所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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